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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广东“积分入户”和重庆“土地换户口”被各地效仿。坦白说，这些措施未尝不是户籍改革的一种尝试，可外界也有诸多非议。有学者认为，这是借户籍改革之名拿农民手中的土地；“积分入户”则被指责偏袒拥有大学学历和财富的人群，比如说，在广州，只要在当地企业投资500万元人民币，就可获得20分，在广州拥有房产者，也可得20分。对许多没钱或教育程度不高的打工者来说，想要落户城市，一个途径是献血或者做义工。据媒体报道，外来工为积分入户豁出去，短时间内多次献血。普通外来工是最为迫切落户城市的一群，而政策却偏袒精英，大城市不愿接纳他们，被指责为“要人手，不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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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户口越来越值钱

纵观户籍改革历程，整体思路是要让农民取得城市户口，迁入城市，实现城市化。这种思路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而目前社会情况已发生改变。

随着城市户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特权的减少，由于有关政策单独赋予农民的各种权益至今未作调整，农村户口的“含金量”日益提高。《南方周末》报道：“在荆州市郊区，城镇周边的行政村大多有数额不菲的集体资产，具有村经济合作社社员身份的村民每年可从村里领到定额退休金和医疗费，村民的福利待遇和保障水平有的甚至高于一般的城镇居民。虽然这些村民基本已不以种田为业，而是在城里从事经商、第三产业等，但不愿意放弃优越的农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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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生育政策方面，国家规定，农民第一胎生女儿，五年后经批准可生第二胎。在拆迁赔偿上，农民是“拆一赔一”，城镇则进行货币安置，农民补偿标准优于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虽有进城愿望，但往往不愿轻易落户城镇。（覃爱玲：《南方周末》，城市户口，办还是不办？2008.7.31)

据《北京青年报》公布—项调查显示，在北京郊区西峰山村，越来越多的准大学生在升入大学时拒绝迁户口。据报道，在西峰山村所在的流村镇，近3年来考出的256名大学生中，竟有201人放弃 “农转非”，保留了农村户口。（中国网：农村户口渐成“抢手货”，20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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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自由仍很远

从1980年公安部推行“农转非”政策开始到现在，我国户籍改革已经走过三十多年了。1985年，公安部曾起草“户籍法”，1992年国务院也要求公安部研究起草“户籍法”统一全国户口，各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户籍制度不再是铁板一块，农民有条件落户城市。

但是，户籍制度实质性的改革，全国性的“户籍法”的出台，却是一而再，再而三推迟，一拖再拖。2005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据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茂利透露，公安部目前正抓紧调研起草户籍法，但何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尚不确定。2006年3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鲍遂献表示，关于户籍改革的问题，公安部正抓紧时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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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在作出户籍改革的决策后，户籍立法问题将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10月30日《新京报》，公安部提出，制定户籍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户籍管理中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解决，出台户籍法的时机暂时还不成熟。

年复一年的无实质进展的表态让人深感失望。迁徙自由很遥远，但也最为重要。随着农村户口含金量的提高，现在已不是单纯的“农转非”问题，城市居民也应该有迁入农村的权利，说白了，就是允许城乡、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自由迁徙，而这才能解决当前问题，附加条件的单相迁徙显然不符合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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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迁徙不必然导致城市病

传统观念认为，让人们自由迁徙，大批农村人口蜂拥进城，将导致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失业增多、贫困加剧和犯罪率上升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习惯上被统称为“城市病”或‘城市化过度综合症”。但一些国家在城市化进程恰恰反驳了这一点。

比如，有些人认为，愈来愈多的农村人口拥入城市，将必然出现大规模失业和贫民。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却说:“高失业率既不是由人口压力引起的，也不是人口压力的一个标志。”他认为，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经济部门，只会导致劳动者的工资的特别低下，其至低到仅仅能维持生存和体力需要的地步，但不会造成很高的失业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过程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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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四小龙”在经济之前，人口密度很高。由于人口压力大，就业竞争极为激烈，劳动力十分廉价，从而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有利可图，结果这种既不需要大量资本又能够利用闲置的劳动力资源的产业得以迅速地成长、壮大，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得到了合理的配置，都迅速地转化为社会财富，从而又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经济运行进入了良性循环。因此，日本和“四小龙”能够在迅速走向现代化。

再比如，自由迁徙导致城市拥挤，也值得商榷。日本、韩国、以色列和台湾等是在允许自由迁徙，且基本上没有出现城市化明显过度的种种迹象。在经济起步之前它们的人口密度就大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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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台湾地区1956年人均国民收入205为美元时人口密度就达每平方公里261人，人均拥有耕地仅0.093公顷(1.39亩)，在没有城乡壁垒的条件下失业率却只3.84%。而一些地广人稀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1978年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34人、14人和9人)等的城市化进程却一直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显然，在人口可以自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人口的多寡、密度的高低与过度城市化不一定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420~425,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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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大多是因城市规划不科学造成

那么，许多大城市出现交通拥挤、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原因是什么？国研中心社会部副部长贡森在接受《中国青年报》时，分析道：“不能将城市扩张中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人口增多，事实上许多问题是城市规划不科学，或公共服务不到位造成的。比如我国一些特大城市采取的“摊大饼”式的发展，服务机构、行政单位都集中在城市中心，而人们居住得越来越远，造成上班向心式地涨潮，下班离心式地退潮。而美国洛杉矶等组团式发展的城市，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拥挤的问题。我国应该借鉴这种“多中心、组团式”的发展策略，不搞集中式中心区，每个组团都有办公、购物、休闲和居住中心，各个组团互相独立存在，这样，整个城市交通也就顺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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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自由并不使个人利益受损

除了担忧迁徙自由带来“城市病”，许多民众担心会自身利益受损——附加在户籍之上有诸多福利，这种福利，城乡之间，城市之间都是不一样。但细想之下，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外地人迁入城市后，并不是有了户口就白白享受当地的福利，社保医保养老金等等都需自己缴纳，遑论本身对城市的贡献了。户籍只是入口，提供一个机会，好比一张准考证。既然只是机会，那么应遵循机会平等，让大家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故而，废除户籍之间的壁垒，让公民自由迁徙，获得应有之权利。

而硬币的另一面，正是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三六九等，政府才有了借口区别对待全体民众，不愿增加财政投入覆盖更多人群。所以，你可能今日在某一方面获益，但不确保日后会不会在其他方面被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