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恨歌》、《梧桐雨》到《长生殿》来看帝王真爱

潍院中公教育

古代帝王和嫔妃之间的感情一直是极为敏感的话题， 人们对于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不仅有正史，许多野史也曾有过记载。很多文人也以此为题写下了很多诗歌和文章，其中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这三部具代表性的作品，也从独特的视角看待了这段爱情悲剧。

历代帝王之爱，只有在爱情与政治达到统一时才有可能长存，但凡重爱情、享安乐而荒于朝政的帝王爱情，到头来终究是社稷倾覆，红颜恩断，枉与后人做笑谈。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南唐后主的风流快活，唐玄宗的老年爱恋等都留在了中国古代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中，并同时反映在历代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同时代文人的感叹，后世文人的借鉴，都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学中的重要部分。

白居易作了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全面描写了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长恨歌》开篇即借“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交代了唐朝祸乱的原因，揭示了故事的根本悲剧因素。正是因为玄宗重色，百般求色，才能让“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随侍在侧，由于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优势荫庇，才能“姊妹弟兄皆列土”。官场成为亲友场，治世之君演变成了昏聩的皇帝，从此“玉楼宴罢醉和春”、“缓歌慢舞凝丝竹”，终日沉迷于歌舞酒色中，以至于“从此君王不早朝”，纵欲、行乐成为生活的全部，点明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六军不发，贵妃赐死，爱情悲剧由此酿成，这一切始末就是“长恨”的内因之所在。

受儒家文化影响，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这部分人具有更强的思考能力和更多的道德牵挂。白居易是唐代人，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在《长恨歌》中，不难发现诗人对李杨真挚爱情的肯定，也揭露了唐明皇的荒淫逸乐是导致祸乱的重要原因。一代帝王，仓皇西逃，失挚爱江山。

白朴的《梧桐雨》直接取材于《长恨歌》，但基本思想倾向和意境情调却大有不同，白居易的《长恨歌)提及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关系时，有意掩盖唐明皇夺儿媳的行为，说杨玉环“养在深宫人未识，一朝选在君王侧”。在《梧桐雨》中，白朴开始就交待了杨玉环是唐明皇儿子寿王的妃子，唐明皇一见倾心，先将她度为女道士，然后娶入宫中册为贵妃。可身为贵妃的杨玉环却与唐明皇的义子安禄山有男女私情，安禄山起兵时说:“单要抢贵妃一个， 非专为锦绣江山。”白朴这么写显然并不是为了歌颂李、杨两人的爱情。“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成到衰的转折点，他把李、杨两人的爱情故事放到这样种急剧变化的历史背景上来表现，写的是人世沧秦之感。尤其是剧中第四折，写战乱平息后，历经患难的唐明皇独自面对杨贵妃画像秋夜听雨的描写，把繁华已去盛景不再。这种由盛至衰的人世沧桑的悲剧，通过李杨爱情故事演绎出来、尤为惊心动魄。

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洪昇，遭受了那个时代所有士大夫都曾蒙受过的双重耻辱，一方面是“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的丧邦失土之痛，另一方面是“说到胡尘意不平”的民族羞耻感的煎熬。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洪昇借李杨爱情的旧事与时代现实相融合，写成传奇《长生殿》参与了一代文人的反思。

洪昇在《长生殿自序》中曾自述其创作原因时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就是说作者深为这两篇作品感动，又不满作品写的过于感伤，所以创作了《长生殿》。《长生殿》中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发展为主线，以社会政治恶生活的灾变为副线，形成规制宏大的双线结构。通过叙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情事而命意在于显示"乐极哀来"的道理，以"垂戒来世"。因此《长生殿》在戏剧结构的安排上便显得颇具匠心。《定情》之后是《贿权》，《制谱》之后是《权哄》，《舞盘》之后是《合围》等，通过爱情与政治的互逆反动环环相扣地描写了古今来"逞痴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道理

描写李杨情事的作品--《长恨歌》是唐帝国衰落的产物，虽有揭露批判，但不够深刻，而洪昇重新演绎的《长生殿》，则增加了男女之情，感叹兴亡之外的更浑厚、更凝重的家国情怀，是在经历朝代交替、家国乱离的文人真切的情感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