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哉，岳少保；悲哉，岳武穆----略论岳飞之死因

篁溪居士

壮哉，岳少保；
悲哉，岳武穆。
南宋初立，论战功当属岳飞第一，其实宋高宗也给了他高官厚禄，想夺其兵权，但岳飞终归只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并不是一位政治家，没有看透“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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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岳飞传】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贳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座翁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
    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与周侗，尽其术，能左右射。侗死，溯望设祭于其冢。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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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在西湖岳飞的坟墓旁边，长跪着秦桧的铁像，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
不过我们若穷原竟委，致岳飞于死者还是宋代猜防武臣的传统政策，这种政策是宋高宗所遵守的。纵无秦桧，岳飞仍将屈死，他是被宋代传统的政策牺牲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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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也。
作为一名军事将领，所谓的常胜将军是不存在的，十大元帅立下赫赫战功，但是他们打得败仗也是一大筐，比如长征本人认为就是一场大溃败（兵力由10万降到1万，不是败仗是什么，而且是大大的败仗，类似于全军覆没）
“非败即遁”：个人认为不可能全部是，但十次当中有个一两次也是正常，批评岳飞者说他是逃遁，表扬他者说他这是战略战术，一种游击战法，打不过就跑，保存实力，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最终取得胜利，不看过程，只重结果，又有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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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猜防武臣为传统的政策，这种政策，终宋之亡没有改变，北宋如此，南宋亦然。
虽经靖康之祸，充分暴露出这种政策的缺点，但宋高宗并不觉悟，仍墨守成规，对一般武臣反倒猜防得更厉害。
在这种传统政策之下，像岳飞这样杰出的人才，正是宋高宗所特别要猜防的。
因为岳飞的为人行事有许多优点，而这些优点都为宋高宗不愿武将所具有，于是他的优点便成为他的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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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的优点（也就是他的死因）：
一、有学问
岳飞本是贫下中农出身，幼年并未读多少书。但他天性好学，其后贵为大将，仍然治学不倦，所以在学问方面竟能有颇深的造诣。他遗留下来的作品如满江红词之类，至今还为人传诵，他的书法也很美观，这在宋代武将中是不多见的。正因为他好学，正因为他学问好，便触了宋廷的猜忌。宋朝典型的武将通常连字也不识，越是没有知识，越得朝廷的信任。
像宋太祖时的一些开国大将，大都目不识丁，言语举动非常粗鲁可笑，太祖却很重用，原因就在他们没有知识。
文武分途，强干弱枝是宋代消除内乱因素的办法。文臣有知识而不能打仗，武臣能打仗而没有知识，以文臣治民，武臣带兵，又以文臣节制武臣，武臣协助文臣，不仅分工合作，用得其宜，而且可以互相牵制，无论文臣武臣都不敢造反，不能造反。一旦有一个武臣居然有与文臣一样的知识，这岂不使文武分途的办法失去效用？此文武双全的武臣，当然要被视为危险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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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贪财
宋代的将领，很少有不贪财的，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唯有岳飞是例外。
高宗时诸将以张俊最能贪污，他的田产每年可收租米六十万斛。他如何会有许多钱？还不是克扣军粮和与民争利来的。而这样一个贪鄙的人，却蒙宋高宗的垂青，南宋初年诸将以他为最享福。宋高宗何尝不知张俊很坏，取其无远志，所以重用他，厚待他。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当时高宗颇疑诸将有野心，及知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人，所以喜欢起来。韩世忠也许是效昔人买田宅以自污，但岳飞却是绝对不肯自污的。诸将皆贪财，他偏不贪财，可见他志不在小，这正是高宗所疑忌的。
不能污之以利，自不免要临之以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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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好色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他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更不足畏也。
岳飞的不好色正和他的不贪财一样，可以说是人格伟大。宋高宗曾为岳飞营建私第，他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美人金屋，丝毫不在他的念中，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一个不贪财而且不好色的人，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这当然又构成岳飞的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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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军心
岳飞虽然治军很严，但他对一般将士的生活仍是很关切，他亲自为兵士中患病者调药。他部下的将领到远地驻防时，他常遣自己的夫人到将领家中慰问。他的部下有战死者，他不仅为之痛哭，并抚育死者的遗孤。每逢颁给赏犒，他总是公平分配给他的部下。他和他的部下关系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有岳家军之称，打起仗来，真是万众一心，绝无兵不顾将，将不知兵，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毛病。
但岳家军这个名称，却不是宋高宗所愿听的。岳飞越得军心，越令宋高宗害怕。军以统将之姓为称，岂不成为统将私人的军队？这个统将岂不随时有被他的部下拥立的可能？皇帝这样想，岳飞还能不遭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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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干预立储
1137年，35岁的岳飞节制军队达十六七万人，当时南宋的部队加起来不过22万。但不久后高宗意识到，把全国大部分军队放到一个将领手中太危险了，于是反悔。岳飞眼看收复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三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
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嫉，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出来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嫌疑。
在赵宋看来，将领只负责作战，不得参与政治决策，军事尤其要严格服从政治需要，这一观念现代完全正确，但在当时却产生猜忌的效果，高宗完全可能认为岳飞企图干预朝政。
尤其建议立皇储一事，乃是赵宋家法极大的政治禁忌。北宋淳化（990-994）间，左右正言宋沆、冯拯等先后上书乞立储贰，太宗大怒之下予以严惩，甚至牵连到宰相吕蒙正。如今岳飞作为一个武将，竟莽撞地闯进这一言论禁区，必使高宗勃然大怒。